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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革命之前古代人是如何取暖的?_1

发表于:2019-06-11 14:04 作者:新闻小编 来源:新闻小编

  由于近几十年来北方城镇普遍在冬季集中供暖,北方的冬天并不难捱,人们常常开玩笑说如今南方人才抗冻。邓云乡曾谈到,从小在北京习惯了冬天屋子里有煤火,第一次在苏州过冬时感到简直是冷得在天地间无处遁逃。当然,在缺乏取暖设施的地方,北方的冬天更难熬。那么,在没有现代取暖设备的时代,人们又是如何取暖的呢?

  灶与炕:伟大的发明

  无论东西方,人类最早的避寒方式都是穴居。《礼记礼运》:昔者先王未有宫室,冬则居营窟,夏则居橧巢。钱穆认为这种穴居是在山地开凿洞穴,而非在平地,不过现在考古所见也能证明上古的穴居旧俗普遍存在地下室,这不仅能让人免于冻伤,还能在睡眠状态下获得安全。窑洞便是由这种居住形态发展而来。

  依靠冷空气无法穿透的厚墙,穴居能有效阻挡寒冷。在严寒的东北地区,东汉时的挹娄人(满族的祖先)甚至挖出深达九层阶梯的地下室居住,并披兽皮、涂抹猪油来御寒(《后汉书》卷八五《东夷列传》)。其后裔靺鞨人也凿穴以居,开口向上,以梯出入(《隋书靺鞨传》)。此类半穴居的房屋,直至民国时代上海的滚地龙窝棚,犹大抵如此。

  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,人们逐渐建造更舒适的房屋。无论在穴居还是房屋居住形态中,火塘都是空间里的核心结点,英语中的焦点(focus)一词,便源于拉丁语的炉台(hearth)、火塘(fireplace),它在拉丁语中还包含家、家庭之意。分灶而食、析爨、另起炉灶在汉语里也一向是各立门户的意思。随着烧砖技术的发展,到汉朝时,原本的土灶(灶字从火从土)逐渐开始用砖砌,这极大地加强了灶膛的隔热性能,使热量能更集中于厨具上,不过烧灶时产生的巨大热量仍不免有浪费,人们因此会尽量设法利用这些余热。例如在崇明乡下,在两眼灶之间便还会砌筑两个汤罐,这样在煮饭烧菜的同时也烧热了水。所谓一把火两头烧,在煮饭烧水的同时又能除湿取暖,一举两得。

  现有一种看法认为,早在三千年之前,中国已出现了利用灶产生的余热来取暖的技术,这或许如此,但毫无疑问,砖灶的出现更大大推动了取暖技术的发展,因为从灶引出的暖气必须通过密封的烟道才能取暖,而没有砖砌,夯土是做不成的。

  火炕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发明,它通过简单的技术改进,大大便利了人们在寒冷地带的生活。关于它的发明权一直有争议,有人认为它是隋唐时期东北的高句丽人发明的,依据是两唐书的高丽传。韩国也持有这一观点,认为其祖先在7世纪便已发明了地暖,近年并拟将暖炕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。此种暖炕朝鲜语作??(on-tol,温突),可译为地热、地炕,但与中国的不同,韩国的火炕是地炕,加热整个室内地面,而中国北方的火炕则是半炕,这种差别应是唐宋之后中国人逐渐适应高脚家具的结果。

  按赵荣光在《中国古代庶民饮食生活》中的观点,中国在唐宋之后,三眼灶型渐少,双眼灶也以南方为多,北方则多是一眼灶。这是因为北方冬季要取暖,而炕就是卧式烟道,它留住大量的热并缓慢地散发在屋内,因而烟突一般是高高地垒在房外,灶台不再置双眼以加长烟道。不论如何,这种技术在北方地区逐渐传播开来,到辽金之际,马扩于1120年出使金廷时,就看见阿骨打的房屋里有炕,金主聚诸将共食,则于炕上用矮台子或木盘相接(《茅斋自叙》);《大金国志》则记:其殿宇绕壁尽置火炕,平居无事则锁之,或时开钥,则与臣下杂坐于炕。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六〇:女真人环屋为土炕,炽火其下,而饮食起居其上,谓之炕,以取其暖。从这些记载的口吻来看,当时的中原人对这些土炕仍是颇感新奇的。

  火炕的普及,与女真人可能颇有关系,他们占领华北之后,将此风俗传播开来。《元代社会生活史》认为,火炕的使用,自辽金以来已经在北方地区普及,北方城市住房中有火炕,在元人眼里已不是稀奇之事。明人张自烈《正字通》释炕:北地暖床曰炕。值得注意的是:炕在北方的普及很可能是12世纪后全国气候急剧变冷的结果之一,而它作为一种平民化的技术,又能很好地适应中国人的定居生活。

  尽管如此,在近代采暖技术出现之前,东北的严寒冬天对普通人来说仍然很不好受。日本人小林爱雄1908年到访沈阳发现,虽然有些人家里有火炕,在炕下烧火保温,但在穷人家里,可以说室内和户外没有任何区别(《中国印象记》)。民国时期在东北的台湾人回忆,当时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挖煤、烧煤,不然家里会冷得受不了,人们极为依赖取暖,以至于满洲个人所得的三分之一以上,都是冬天的取暖费,家家户户要烧土炭,让房子温暖(《日治时期在满洲的台湾人》)。东北三省林木茂密、矿产丰富、田野肥沃,但在近代之前一直很少有内地移民前往,除了政治障碍之外,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这一层气候屏障。对穷人来说,冻死是实实在在的威胁。

  采暖社会学

  在未能获得保障的社会条件下,取暖是一项特权。一如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、饥寒交迫、冻馁之忧这样的诗文中所透露出的,对社会的下层阶级来说,冬日里不能获得温暖正是他们所处境况最生动的写照。所谓温饱问题,温尚在饱之前。

  秦代贵族及皇宫内更已出现壁炉(依靠烧炭)和火墙(筒瓦相扣成管道,与灶相连),按说已具备了火炕和暖气的雏形,但那是社会上层才能享用的。明清皇宫亦特意砌筑空心的夹墙(俗称火墙),墙下挖火道,在炭口点火后,热气便可在夹墙内流动而提升屋里的温度。据传汉武帝时还设立有温室殿,供皇帝冬日居住,自汉至唐的历朝基本上都设有温室殿。宫内还常设有熏笼,自东汉起已有相关记载,往往制作精美。豪门到冬日甚至还有以人排列来挡寒的肉屏风。明末宫中每年用薪柴1300万公斤,木炭600万公斤,按3斤柴烧成1斤炭计,则共须薪柴3100万公斤;当时宫中约有宫人9000多人,折合年人均消耗5立方,是普通人家的五倍。即使在今天,能源消耗仍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贫富,以及社会中的阶级不对等:1970年,美国平均每户居民耗用相当于12吨煤的能量,而在印度,人均耗能仅仅相当于1/5吨煤。

  那贫民的生活又是如何呢?1816-1817年间,英国阿美士德使团访华,在抵达北京近郊通州的蔡村时,他们被一群极为贫穷的村民围住,随行的医官ClarkeAbel记载:他们住所的糟糕程度,超出了在英国可以想见的任何一种可能。房子用泥土搭盖,隔成没有任何家具的几间屋子,墙壁上几处漏洞透着风,使它们看上去更像是野兽栖身的洞穴而不是人的住所。土房的这种状况,加上衣服缺乏,在夏天可能还不大会使人遭罪,可是中国这一地区的冬季既漫长又寒冷,居民们没有好的御寒条件,肯定要遭受极大的痛苦。

  对居住在寒冷地带的穷人们来说,必须极其谨慎地使用手头仅有的那一点燃料,杨懋春在写到民国时期青岛近郊的一个村庄时特意指出:绿肥很少看到,部分原因是缺乏无机燃料。用作燃料的不是煤和汽油,而是树枝和树叶、麦子和其他作物的秸秆。虽然该地区几乎群山环抱,但木材仍然很珍贵,不能当柴烧掉。任何不派其他用场的植物都被小心地收集、保存起来,塞进厨房的灶头里。(《一个中国村庄:山东台头》)穷人们多会尽可能地使用那些不需要花钱买的、可循环的有机燃料,按《明代社会生活史》所言,大体说来,明代炊爨所用柴薪,吴人烧草、禾秆,淮人烧荻芦,北方人烧煤与牛马粪。

  在北方严寒而草木稀少的地带,最环保的燃料则是牛马粪。早在秦汉时人们可能已偶尔用牛粪作为燃料,到魏晋南北朝时期,华北战乱之后野生林木不足供应,也采用牛粪作为燃料,如《齐民要术》卷八《作酱等法》第七十说:取干牛屎,圆累,令中央空,燃之不烟,势类好炭。若能多收,常用作食,既无灰尘,又不失火,胜于草远矣。近代华北居民仍多如此,竹添进一郎1876年到中国,发现在直隶东北州县,概乏薪炭,掘草根以给爨炊,或拾马矢,曝干代炭以御冬。因思余客冬过山东,每寝炕上,臭秽冲鼻。问之,曰爇马矢取暖也。冈千仞1884年在天津也听说,承德一带野皆青草,不见一树木。至冬,燎马粪取暖。在西北地区也一样,此类记载不胜枚举。

  并不只有中国人才这样,根据A.RogerEkirch的《黑夜史》(AtDaysClose,2005),在工业化之前的英国,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百姓,只能用牛粪和马粪来代替其他必须花钱才能得到的燃料。每当到了温度急剧下降、泥煤供应不足的冬季,牛马粪的需求就会增加。

  贫寒阶层的人们很难专门花钱去购买燃料,所以除非取暖的薪柴唾手可得,不然他们只能挨冻。在1789年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巴黎,每到冬日,巴黎的富人都会在自家宅门外生一堆火,供穷人们每晚6点到凌晨1点之间烤火,算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救济方式。穷人要得到温饱,向来不易。

  燃料:薪炭与煤

  壁炉、火墙、烧炭、火炕等取暖方式,都离不开使用燃料来生火。在化石燃料占优势之前,森林是人们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之一,在冬季尤其可以提供不可或缺的薪柴。仅薪柴一项,历史上便毁灭了无数森林。据赵冈《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》研究,唐代长安年人均耗薪柴550公斤,相当于每天1.5公斤,如按1立方木材为0.6吨计,大致年人均消耗1立方薪柴。1982年全国林业统计,每亩森林的林木蓄积量为4.7立方米,赵冈由此推算,到晚清时期,按1848年4.27亿人计算,仅薪柴一项每年就要毁林9090万亩。年消耗4.27亿立方米这一数字是惊人的,现在全国森林年均采伐量也仅有3.34亿立方米。

  在植被脆弱的地带,这样的冬季取暖造成的环境破坏,后果更为严重。历代所吟咏在今内蒙东部一带曾有八百里平地松林,但在辽金以降,后人采伐无度,千斧百车,而主要用途之一就是冬季烧松柴取暖;元代在附近建上都城,城内居民便多烧松柴,采薪人争相进入此阴阴松林八百里,取柴入城货卖,以至于到明清之际这里已严重荒漠化。以新疆的绿洲为例,历史上当地居民惯于就近樵采绿洲植被,冬季取暖御寒,结果破坏了自身的生存环境。据国民政府农林部1948年调查,和阗地区墨玉、洛浦、于阗、策勒四县户均年用薪柴9107-18000斤不等,如按四县年人均消耗3000斤。

  按上述计算,唐代年人均消耗0.6吨薪柴,民国时南疆绿洲年人均消耗薪柴则多达1.5吨,但如与法国相比,这一数字又不算高。18世纪的旧制度时期,法国巴黎每年仅取暖用柴,每年就要消耗200万吨之巨,而1789年巴黎人口仅58万,相当于人均3吨多;1840年,法国消费量约为1000万吨,其中一半是薪柴,另一半是木炭(建筑用木材不算在内)。1942年,战争中的法国被迫恢复用木柴取暖,当年消耗约1800吨木柴,其中一半是薪柴。

  随着薪柴资源的枯竭,都市地区的人口又大量集中,每到冬季便需要从更远处获得更大量的燃料供应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名作《卖炭翁》,第一句便是卖炭翁,伐薪烧炭南山中,可见中唐时期人们已深入到长安郊外的终南山来获取冬季的薪炭,而近郊的林木已不敷供应。日本僧人圆仁在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卷三中说,自太原出城西门,向西行三四里,到石山,名为晋山,遍地有石炭,近远诸州人尽来取烧,修理饭食,极有火势。王利华由此总结,在中古华北,随着林木的逐渐减少,人们乃不得不多烧细柴少烧炭乃至焚草而爨,有条件的地方和人们则逐渐改用煤为燃料并寻求其它替代燃料,与此同时则被迫逐渐改变旧的烹饪习惯,发明了可以节省薪柴的油煎快炒法(见《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》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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